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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:中国养小孩痛苦指数全球最高 二胎补贴起步价2万亿

2018-03-22 09:50:55 新浪财经 我要评论 |
[导读]近日一篇由人口学专家梁建章和黄文政(约翰-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)撰写的文章《为什么在中国养育小孩是极其痛苦的事》在网络上被热烈讨论:文中提到奇缺的托儿所、高企的房价、严重的看护困难等等,激发了万千中国家长的共鸣。

   板刷头、灰色衬衣、黑T和灯芯绒休闲裤,已知天命的梁建章,身上依然闪烁着IT工程师的风格代码。不过,无论是技术天才,还是携程董事局主席,都不是他在这场对话中的身份;坐在我们对面的,是人口学专家梁建章教授。

  从2011年开始,梁建章就通过各种公开渠道为提高人口危机的受关注度而奔走疾呼,他书里那句口号——“中国人可以多生!需要多生!”让许多人记忆犹新。这些年,社会上渐渐有了更多声音同他产生“共振”。

  近日一篇由他和黄文政(约翰-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)撰写的文章《为什么在中国养育小孩是极其痛苦的事》在网络上被热烈讨论:文中提到奇缺的托儿所、高企的房价、严重的看护困难等等,激发了万千中国家长的共鸣。

  这些问题带来的后果就是:“中国养育小孩的痛苦指数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。这也是中国大城市的生育率处于世界上最低水平的重要原因。”

  梁建章提出了诸多破解低生育率的建议,既有来自经济模式的预测思考,也不乏天马行空的想法:拨出2万亿财政补贴二胎家庭,打破学籍户籍限制,放开冻卵、代孕等辅助生育,给非婚生子合法待遇,将高考提前到16岁让女博士早日毕业等等。他认为,人口的前路充斥着各种不确实因素,但不是末路,希望仍在。

  谈及自己的家庭,梁建章很坦诚:儿子即将成人,女儿刚满周岁。他希望子女们未来多生育,这对他们的人生是种收获。我问他是否会帮忙带孙辈,梁建章毫不犹豫,“会呀,我开一个公司帮他们带。”

  梁建章再谈人口坍塌:二胎生育高峰早已经过去了

  新浪财经:您一直呼吁大家重视本次人口危机,说中国正面临人口坍塌。中国古代也经历过多次人口危机,最后都恢复了过来。这次有什么不同?它的严峻性体现在哪里?

  梁建章:这次跟以往都不一样,以往可能是因为战争、灾难,这次是人不愿意生了。二胎开放两年的数据已经很说明问题:生育高峰在2016年就达到了,而且比很多的专家预测的低得多。而2017年的新生儿数量比2016年还下降了,说明这个高峰已经过去了。

  今后十年,如果在没有任何政策干预的情况下,我们说的这个人口坍塌,是肯定的可以预见到的,因为首先二胎的补偿生育(高峰)过去了;其次,随着城市化,人的生育欲望还会继续降低;同时,现在育龄群体主要是80后,今后十年会逐步进入育龄妇女主力军的是90后,而90后的人数比80后少了40%。所以即使不包括前面两个因素,光是育龄妇女人数就会下降30%到40%。十年下降这么快,那真的可以说是一个坍塌,是个危机。

  新浪财经:怎么去直观的理解这个坍塌?在您跟黄博士的文章中,数据图表显示,2070年之后,“中华文明”新生儿占世界的比例将低于5%,甚至更低,这意味着民族将衰落吗?

  梁建章:对,现在虽然说整个中国人口还是占世界的20%,但是因为生育特别低,在全世界可能最低的,新生儿可能只占世界的12%。而且每一代都会减少,现在的生育率是1.3,每一代都可能减少30%、40%。那过了2070年,就是两代以后,那就会减半。减半的话,就是真的会到5%。

  原本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文明之一,历史上中华文明最兴盛的时候,(新生儿占全球比例)可能到了30%到40%。如果降到5%,那确实是中华文明变成了一个小众的文明了。

  但不能说这个5%就衰亡了,因为5%还是一个大国,但是这个趋势是非常不乐观,而且5%不是说就是稳定了,如果说生育率不能恢复到正常的每个妇女生两个小孩的水平的话,那还是会继续往下走。

  新浪财经:但现在也有相当多的人感受不到潜在危机的到来。

  梁建章:去年新生儿的数字令很多人觉得人口崩塌已经是到来了,因为原来预测会有个生育高峰,那一下没有了,这生育高峰这么快就过去了。未来每年新生的人口数字可能以5%的这样一个速度下降,那其实已经非常有危机了。

  当然了,你说对经济有什么影响,那我们现在所有人都一个小孩不生,可能经济还是照样正常运转,大家也没有感觉得到。但当几代以后,整个国家就衰败了。这个是可以预见的一个非常糟糕的状态。

  我们每个人生活上不一定能够预见得到,但这是一个慢性病,慢性病一定要早治的。现在能够干预的,也是说我们把新生人口能够维持在稳定的水平。这些人(新生人口)未来会成为中国社会,无论是经济发展或者是创新创业的,最主要的提供活力的人群。我们是要为未来去做这样的准备跟政策的改革。

  二胎补贴多少才能拉动生育?梁建章:起步价2万亿

  新浪财经:您提到,当前应该针对生育家庭实施个人所得税减免和现金补贴并重的政策,包括给予每个家庭的第二个孩子6岁之前,每年十万的抵税额和一万的现金补贴。政府是否有能力这样做?

  梁建章: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,当然政府光这个措施可能还不够,可能比如入学的便利,或者是建托儿所,或减轻学生学习考试的负担,这些都有用。但是最直接的、最快的、最有效的方法,还是现金的补贴跟抵税。

  这到底有多少呢?我们也计算过,在一个大城市,每抚养一个小孩到十八岁,家庭负担可能就要上百万,这个包括了各种直接的现金成本,也包括了比如说房子要买大一点,或者是妇女的职业生涯中断的成本。上百万政府没法承担,但至少需要承担三分之一可能才会(对提升生育率)实质上有效果。

  这是一个比较平衡的方式:中国很大一部分人是不交所得税的,那对于这一部分人来说,一万块现金是不错;但对于在城市生活的白领,一万块钱显然是不够的,所以我们提出了十万块钱的抵税额,折算成现金,对他(城市白领)的补偿相当于两三万。那总体(抚养到18岁前)来说,可能是20、30万的总体补贴,实际上是跟他百万的抚养成本,也就是30%左右的补贴。就整个国家来算笔账的话,可能也就是在两万亿左右。

  新浪财经:两万亿的财政支出?

  梁建章:是的。其实理想状态是累进式的,第一胎就补贴很少,第二胎就补贴多一些,第三胎补贴更多一些。根据当前的情况,现在我们提出补贴二胎,那可能就是两万亿(财政支出)左右。两万亿占GDP的话,可能未来也就是2%。在很多国家,对于这些低生育补贴的国家来说也不算很高,有的国家是补贴2%,有的国家甚至更多,像北欧这些国家可能就补贴5%。

  就两万亿来说,中国政府现在这个阶段完全是可以承受的,因为它现在的无论是基础设施,还是说是教育的投入、对外援助,这些都是几万亿的规模。我觉得两万亿对于现在的中国政府是比较容易的。那未来就没有那么的乐观,未来如果是它老龄化继续严重,然后它有很大的支出需要去养老,那这块政府就可能就没有这么大的财力。

  所以如果现在要做这个事的话,肯定是尽早能够把这个钱花出去。这对长远来说,不是说没有回报的,因为你劳动人口多的话,20年以后他(新生人口)会成为劳动者,他会贡献税收。所以这其实也是个投资。现在中国是完全有能力去做这个投资的,可能比投资到其他的一些领域可能更有回报。人力资本的投入肯定是最有回报的。

  新浪财经:如果实施该政策,如何保证公平?如何保障大量长居非户口所在地的务工家庭也能享受补贴?

  梁建章:其实所有的这些社会福利政策,尤其是对小孩教育的政策,它都应该是不受地域限制的。就是生一个小孩,应该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享受到它的教育服务。小孩无论在哪个地方出生,都能够拿到现金的补贴,他的父母也能够拿到补税额。无论是你在户籍在哪个地方。我提的这个建议是全国统一的,所以也没有任何必要做户籍上的考虑,所以应该是可以普惠的。

  新浪财经:如果您的建议能落实,它对生育率会有多大的提升?

  梁建章:照其他国家经验的话,如果你花GDP的1%的话,也只能提高可能是0.1个小孩(指生育率提升0.1)。

  要提升这个出生率,确实得花大价钱。因为确实是抚养小孩的成本很高。但这个是值得的,还是说你如果算一笔帐的话,你将来对这个小孩,算未来对国家的税收贡献的话,就光从税收贡献来说就是值得的,还不算对整个经济的活力,文明的传承这些的影响。

  所以你拿GDP的2%,可能能够提升0.2(生育率)。0.2当然还是远远不够的,但这是个起步嘛。现在可能有些人提出这个方案需要这么多钱吗,国家有这么多钱吗?但是确实是,无论从世界范围来看,或者是其他国家的数据来看,这都不算高,而且很可能是不够的,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起步。

  新浪财经:您提到过的其他鼓励生育措施,如“把0-3岁的幼儿教育列入义务教育”、“取消各地非户籍人口的入学限制”和“保障非婚生育小孩的平等权利”等非常令人鼓舞。但从现在的实际情况来看,包括立法问题在内,中央和地方政府能否有足够的财力和教育资源去实现这些建议,仍然是个疑问。您觉得这些措施有希望实现吗?

  梁建章:对,这些政策的改革比直接给钱会更麻烦一点,需要一些更长的政策设计。但也没有那么难,基本的原则就是钱应该跟着人走。比如说义务教育现在是小学开始,未来我认为应该从幼儿园开始,甚至国家应该把托儿所费用都承担。但是这些都不应该受户籍的限制,应该跟着人走。跟着人走,通过中央按照人头来支付就可以,这也没有那么难。

  新浪财经:那就是财政压力都在中央那里?

  梁建章:对,中央现在是最有钱的,70%的税收都在中央财政。建学校、建托儿所需要有一个过程,没有直接的免税、现金支付那么快。但这也确实是要做的,因为未来的人才是流动的,你无论在哪里培养一个小孩,他都是为全国做贡献。

  新浪财经:最后是地方政府去落实,那地方政府有没有这样一个积极性呢?您有没有和政府方面沟通过您的这些想法?

  梁建章:如果是中央给钱的话,那地方政府的财力就不是个问题。我觉得地方政府没有那么大的负担。现在也可以看到,很多地方现在开始意识到人才是资源,开始引进人才,尤其是大学生。大部分地方政府愿意为人才提供教育等各方面的公共设施服务。这对于当地经济发展,对于留住人才都是有好处的。

  可能在高考方面,还有一些户籍的问题,需要中央层面能够把户籍打破。当然不像是直接给钱那么容易,但还是应该完全可以做到的,就像其他国家一样,现在很多国家都不会有说有户籍的问题。

  冻卵、代孕都应被接受 梁建章指社会应包容非婚生子

  新浪财经:对当前处于育龄阶段,但对于是否要孩子犹豫不决的年轻人,尤其是独生子女,您有什么建议?

  梁建章:如果从数据上看,即使是独生子女,给足够的鼓励,他们也会愿意多要一些小孩。肯定还是需要提供实际的便利跟财务上的支持。很多国家会给予精神奖励,说你这个“英雄妈妈”怎么样,中国可能早晚也得走这一步。但是精神奖励肯定还是不够的,还是需要财务方面的鼓励,包括教育便利,包括房价能够便宜点,包括现金的补贴。

  包括中国在内,东亚国家还面临同样一个问题,就是很多人是单身的。但是单身的话,他/她生小孩就会被社会不接受。所以我们很多福利制度也不能歧视这样的单亲家庭,鼓励这样的人群,即使是不结婚,或者是离婚,也有机会可以生小孩。

  新浪财经:网上也有很多人讨论这个问题。对于结婚意愿不强的女性,能不能让她们单独生育、抚养小孩。

  梁建章:对,你说的非常对。非婚生育在很多发达国家,包括北欧这些国家,占出生人口的甚至一半以上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群,要能够让他们生小孩。首先是社会的接受度,我觉得这还是会比较容易接受的。因为多少年前,北欧的国家也是非常传统的,他们就转变过来了。但是从社会福利上,也一定要去改变。现在非婚生的话,你可能先户口都报不上。所以要设计不能有任何歧视性的政策,这也是非常关键的。

  还有就是对于一些职业生涯特别长、教育程度高的这些妇女,要允许她们采取冻卵、代孕这样的辅助生育手段,帮助他们稳定职业生涯的发展。

  新浪财经:网络上有个热门话题——“女性文化程度越高,结婚意愿越小生育率越低”,对此您怎么看?两者有联系吗?

  梁建章:对,从数据上来说完全是这样的。因为她是职业生涯发展的机会成本就会非常高,她如果生小孩,中断两年三年,这个成本非常高。另外她因为本身进入职场的年龄就够大了,她念完博士可能已经是25岁怎么样的,所以她的生育的时间少,她的机会成本也很高,所以她生育的小孩就会比较少。其实针对这样一些问题,通过辅助生育是最好的一种办法。

  新浪财经:现在代孕在中国是违法的。

  梁建章:曾经说是有一次会出一个法律明确禁止,后来我们也写了一些文章,他(监管层)就把明确禁止就拿掉了。所以现在应该说是一个灰色阶段。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是允许,尤其是美国,它是比较接受这样一种方式。

  新浪财经:我问一个题外话,有很多人是担心,如果我们放开了代孕,会引起一些人口方面的犯罪问题。

  梁建章:任何一个新技术当然都可能会有些风险,但这个(代孕)是几方自愿的,通过法律合同约定的。如果政府不规范这个东西的话,可能引起一些地下的问题。如果政府承认这几方约定的合同的话,就会把风险降到最小。像美国已经是走了比较长一段时间,因为它在法律上界定的比较清楚。所以我觉得中国有必要去界定这些,其实是在减少风险。如果你不界定的话,那反而可能会有些风险。

  梁建章的天马行空:高考提前到16岁让女博士早毕业

  新浪财经:如果说女生的受教育程度高真的影响到生育率的话,我们该不该鼓励女性回归家庭?

  梁建章:这个让女性自己来选择嘛,我们还是要给女性充分的选择。当然了,应该公平,既然你生小孩是为社会做贡献,那政府也应该给予一定的补贴,就是像我们说的这些鼓励生育政策。

  另外我曾经也提过,如果在教育方面能够提速,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手段。让她不用学那么久才能博士毕业。

  新浪财经:您觉得该怎么提速?

  梁建章:我觉得其实高中阶段很有提速的潜力。因为我当年是少年班(复旦大学少年班),我15岁念大学,后来我就到计算机系了。我班上,并不是所有的同学都是比我大3岁的,有很多农村来的同学就是早上学的,只比我大一岁到两岁。

  现在各方面的教育条件都好很多,幼儿园现在教的东西比原来早好多,各种科技手段,各种补课,但是18岁高考的东西还就是那么点东西。所以这么多年来,其实是教育效率在孩子成长到18岁以前是下降的,而不是提高了。所有人在18岁就考那么点东西,限制了他前面教育效率的提升。所以完全可以高中读两年,初中读两年,高中初中加起来读四年就够了。

  新浪财经:中学读四年,那就是要提前高考?

  梁建章:对,我觉得应该取消中考,提前高考,那就可以使得整个的效率提高很多。

  新浪财经:您说16岁左右就要高考?

  梁建章:对。当然这个实现起来有难度。但是我觉得确实是完全可以做得到。

  梁建章:希望子女多生养 会开教育公司帮忙带孙辈

  新浪财经:您在2011年就和李建新教授合著了《中国人太多了吗?》,呼吁大家关注人口危机。您是从何时开始留意中国的人口问题,并决心以此为研究方向的?哪些人或事影响了您?

  梁建章:我是2007年念经济学博士研究创新的时候,研究世界各地,包括日本的人口跟创新的关系,发觉创新的重要性因素就是人口。当时是说人口的数量,包括人口的年龄结构很重要。后来就看到中国的人口结构,虽然说当下很好,但是受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影响,未来会很糟糕。所以就觉得很紧迫,很有必要去改变当时还在实行的一套政策,就写了很多文章,从经济的角度、创新的角度去推动整个政策的改革,也就有了那本书。

  新浪财经:当时想要找到同道中人容易吗?

  梁建章:当时真的不多。一个是媒体觉得就是敏感话题,不能讲这个事情;另外就是经济界对真实的人口数据不太清楚。因为人口界有两个版本,一个是统计局的版本,还是比较接近于实质的,但是计生委的版本就错误的估计了,有很多漏生的,或者漏报的。联合国的人口数字也是不太准确的,所以经济学家不知道真实的人口数字。

  有一部分人口学家知道真实的数字,但他们又缺乏经济上的认识,认为人口少并不一定是那么坏的事。但人口少,从经济学角度来讲,其实是很糟糕的一件事儿,所以就有这个脱节。我觉得很有必要确实从我的角度,尤其是企业家,声音比较大,来把这件事情能够说清楚,能够分析清楚。那后来就很快,也就是两三年的时间。

  新浪财经:大家开始关注这个问题?

  梁建章:对,学术界基本上就能够达成共识,说这个数字是怎么样,对经济的影响怎么样。当然人口的形势也越来越严峻了。

  新浪财经:那您现在乐意于把自己定位为企业家,还是经济学者?

  梁建章:我当然是个企业家。但是希望也在人口政策方面有贡献。我在回携程之前,还在北大兼职经济学的教授,也教过课。但是回到携程来做以后,就没有太多时间去做新的研究和去教课了。当然我现在还写很多关于政策的文章,主要是基于我以前做的一些研究。但这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需要推动的事情,人口政策可能是我认为中国经济里面最大的一个隐患吧,所以还是非常值得去花一些时间去推动这个政策的改革。

   新浪财经:最后有个私人问题,就是您对您的下一代有什么期望,您希望他们多生育吗?如果要生的话,生几个?

  梁建章:我女儿现在一岁,儿子已经是17岁了。当然希望他们能够多要一些小孩了。虽然养育小孩的负担很重——金钱的成本对我们来说不是太重要,但是有很多精力的成本,但是同样小孩也会带来非常多的乐趣,对整个你的家庭和整个你的人生都是很有收获的,所以我希望他们多生几个小孩。

  新浪财经:那您会帮忙带吗?

  梁建章:会呀,我开一个公司帮他们带。

  新浪财经:您是说教育类的集团?

  梁建章:对,我自己做一些投资,但是我只是对教育、对人口方面相关的做一些投资。未来肯定不光是要政府主导来建这些托儿所,民间的力量也是很重要的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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